“我们知道你说这话是对我们负责、为我们好。”听到这句话，我知道今天的局面算稳住了，工人代表们已经理解了我们的苦心，接下来的工作就好开展了。

　　2018年春节前夕，几十名农民工代表集体讨薪，要求当天把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逮捕的“老板”李兵（化名）放出来，为315名工人付工资，让他们回家过年，否则就待在有关部门不走了。李兵的家属向检察机关提交对李兵变更强制措施的书面申请，承诺当日可筹300万元，但需先把人从看守所放出来，和工人们对账。

　　收到有关部门的紧急电话已经是当天下午3点，我正准备出门办理另外一起案件。“当天要出结果？当天放人？怎么来得及！关于强制措施的变更，检察机关需要遵照相关司法程序开展实质性审查，并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决定的。”电话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向对方强调，“今天不可能出结果，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都要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实质审查，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要当天结案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对事实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

　　尽管在电话里我反复强调来不及，但农民工们辛苦一年却要被迫在春节前集体讨薪，可谓“民心若煎、案情如火”！一结束通话，我就小跑着返回办公室。“你看这样行不？我很清楚事情的重要和紧急，我现在马上着手来审查这个案件，尽我们最大可能，尽快地审查、尽快地出结论，但不能保证是今天。”对方同志听了我的表态，马上说：“好，我们等你们的审查结果。但最好是今天，农民工代表们的情绪现在仍不稳定……”

　　第一时间向分管领导汇报案情后，我马上着手开展实体审查工作。一方面，我按照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调取卷宗、熟悉案件案情，听取各有关职能部门意见；另一方面，通过电话了解现场局势，与农民工代表展开对话。农民工代表信誓旦旦地表示，李兵家属已经答应只要把李兵放出来，今晚就能筹到300万元。我一听，连问了三个问题：“如果先放人，万一李兵出来后不还钱怎么办？这个责任谁负？另外，余款怎么还？”

　　在我一连串的追问下，农民工代表愣了一下，口气有所缓和：“只要能拿到钱，我们愿意听检察官的。”我想了想，委婉地提出：“检察院会联合职能部门督促李兵家属尽快筹集首笔300万元工资款，同时连夜提审李兵，看他的认罪悔罪态度和还款诚意。放与不放，要看他本人和家属是否积极配合。你们留几个代表等李兵家属筹到钱后配合办理付款手续，其他人就先散了吧。”农民工代表们经过商议，留下3个人等消息，其余人先撤了。于是出现了文中开头的一幕。局势至此，初步缓和。

　　当晚，我院联合公安机关连夜提审，并找李兵家属谈话。经过法律和政策攻心，李兵和家属都表示会全力筹款。第二天上午8点半，离正式上班还有半小时，工人代表签收的300万元收条、代付款承诺书、听取嫌疑人意见的讯问笔录、相关职能部门关于李兵现阶段是否适合变更强制措施的书面意见，都放到了我的办公桌上。

　　当天上午，检察机关依法向公安机关发出变更强制措施的书面建议并被采纳，双方皆大欢喜。

　　短短18小时，315名农民工兄弟拿到首笔300万元工资，并取得李兵对后续100多万元欠款的书面还款承诺，案件有了较为圆满的处理结果。法律是刚性的，即使情况再紧急，也必须恪守法律原则和法律程序办案；但法律也是有温度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需要司法人员坚持人民中心，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从而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讲述人：包云萍

　　作者：编辑：杨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