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和我们今天所吃的很多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野菜不同，“黄花草”具有一定的毒性。一种有毒的野菜为什么会成为红军过草地时的救命食物，并且在今天成为“国宝级”文物，它又见证了一段怎样悲壮的历史……

　　松潘草地，对一路征战、饥寒交迫的红军而言，几乎是一个“死亡陷阱”

　　长征中，红军不仅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而且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茫茫水草地。长征走过的松潘草地，对一路征战、饥寒交迫的红军而言，几乎是一个“死亡陷阱”。

　　松潘草地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300公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迂回的河道与缓慢的水流，以及盘根错节的水草结成片片草甸，使这里遍布沼泽。

　　1935年8月，当长征中的红军来到这里时，这里还是人类生命的禁区。

　　由于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正值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同时，因为河水暴涨，掉入沼泽、被河水卷走的人就更多了。一位老红军回忆：“草地上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一个人陷进去后，援救者如果用力过猛，也会被带入深泥之中。”

　　在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到处是沼泽与泥潭，根本没有路，人们只能踏着草甸前进，一旦有人没踏上草甸，就会掉入泥沼，抢救稍有不及时，便会被沼泽吞没。而在草地上过河更是艰难，在河水冰冷的刺激下，身体虚弱的战士很快就倒下了。

　　除了行路难，宿营也难，到了夜晚，战士们只能寻找干一点的地方休息，如果找不到，就只能在泥泞潮湿的草甸上露宿。

　　松潘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昼夜温差极大，很多战士都在睡梦中被冻死。但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难熬的。由于在进草地之前，没能筹集到足够的粮食，在过草地时，每个人都被饥饿和疾病所折磨。

　　为了战胜饥饿，战士们用野菜代粮。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朱德和彭德怀向身边的同志发出“尝百草”的号召。有些战士，为了让更多的战友能够获得生存的机会，不惜“以身试毒”，付出宝贵的生命。毛泽东高度赞扬“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在“尝百草”活动中，总是抢在别人前面，率先品尝。

　　时任朱总司令警卫班长的张显扬回忆：“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 ‘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不远处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绿，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昏脑涨，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失去了知觉。半个小时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煮过马鞍，煮过自己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

　　在红军长征初期，红军还有些干粮，但在过草地的时候，只有随身携带的一些青稞麦，战士们都要一粒一粒数着吃。青稞麦既吃不饱，又不容易消化，但即使这样，有总比没有要强。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费尽全力找来能够吃的东西，这些吃的东西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

　　在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写的长征日记中，这位1935年参加长征、曾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将领，记载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之后，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艰苦历程。日记里描述了红军过草地前后筹粮、缺粮的情景。

　　1936年7月23日，日记记载：十七师、模范师自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革、臭尸，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

　　张子意日记中所提到的皮革，如今也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这件破旧的高10.7厘米、直径26厘米的民族风格皮鼓，上面写着“四川省马尔康卓克基”9个清晰可辨的红色字，它也是一件珍贵的长征文物。卓克基，藏语意为“至高圣洁”之地，是当时西康省的一个藏族同胞集聚区。

　　在皮鼓面上有一块明显的缺损，是因为过草地时，饥饿的红军战士不得不将皮鼓面割下一块吃掉充饥了。而皮鼓上的皮，即使用水煮过之后，仍然是又硬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吃皮革的故事中，还有任弼时。当草地中的野菜、草根、树皮都采集完后，为了充饥，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然后再将其烧焦、刀刮和水煮，每次每人只能吃3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他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

　　1938年，任弼时准备回延安，然后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临行前，在山西省太行山区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他将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清保存，并语重心长地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李少清一直牢记着这意味深长的话语，并将这段皮带带在身边。1978年9月，李少清将这段见证着长征艰苦岁月的皮带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段过草地时没有吃完的皮带，至今上面仍保留着被切割过的痕迹。

　　类似的事情在战士们的回忆中，比比皆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煮过马鞍，煮过自己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由于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很多人饮用后，会有剧烈的腹痛和急性痢疾，因此很多人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聂荣臻在回忆过草地的那段日子时，曾说道：“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

　　有一定毒性的“黄花草”，因为食用后不会有生命危险，被迫成为战士们充饥的选择

　　在长征中，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这四位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革命老人被称为长征四老。事实上，红军队伍里还有一个人的年纪与他们相差无几，他就是朱德。朱德的长征之路比许多人多了五千公里，光是草地，他就过了三次。

　　对于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来说，草地上的磨难远不止刘英回忆的七个昼夜。他们三次过草地，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在漫长的时间里，朱德和红军战士们的食物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1936年早春，为接应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北上会师，朱德带领着红四方面军，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藏北高原停留了4个月。在这期间，朱德不但要解决数万红军战士的粮食问题，还要为红军过草地做准备。

　　恶劣的自然条件练就了朱德超强的野外生存能力。早在第一次过草地之前，他就曾经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野菜标本贡献出来，举办了一个野菜培训班，告诉大家野菜的识别方法与食用方法。

　　朱德专门请教当地百姓，询问高原上有哪些可以吃的野菜，在了解到野菜名字和外形后，他立刻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带领由炊事员和警卫员组成小组去野外挖野菜。很快，野菜小组就找到了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等十几种可以食用的野菜。随后朱德把怎么辨别野菜的知识在部队中推广，并把大家找到的60多种野菜整理好，在红军大学临时设置的操场上举办了一次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这些奇形怪状的食物，学习辨别什么样的野菜能吃，什么样的不能吃。

　　为了更好地组织挖野菜，红军还成立了一个野菜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由朱德领导，还有老农也有医生。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中，搜寻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还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下发到连队。

　　既然朱德已经教大家辨识野菜和毒草了，为什么红军还吃有毒的“黄花草”呢？

　　草地中的野菜是有限的，前面的部队把可以吃的野菜都挖光了，后面的部队再找到能吃的野菜就非常困难了。所以这一次过草地的难度比前两次的难度更大，许多战士因误食毒蘑、毒草而死，仅在1936年7月22日的夜晚，就有140人在饥寒中牺牲了。

　　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却倒在了草地里。据史料统计，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

　　这种开着黄花的小草，虽然食用后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有一定的毒性，会让人感觉四肢无力。战士们先将它放在水中煮沸，减弱毒性后将水倒掉，再放清水煮，吃起来有点苦味，吃后肚子有些胀，拉绿水，手脚也会有些肿。就这样，有毒的“黄花草”被迫成为战士们充饥的选择。

　　1936年7月1日，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干事刘毅随部队第三次过草地到达葛曲河畔。那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后，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黄花草”充饥，并特意留下两株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中珍藏。

　　1936年8月，他随红四方面军成功走出草地。不久，为宣传抗战，刘毅来到了陕西省三原中学向同学们讲述红军长征历尽的艰难险阻，并且请学生来品尝“黄花草”。

　　1975年10月，为了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刘毅将自己珍藏了近40年的两株野菜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并附上说明：“这两株野菜是我跟随毛主席长征在葛曲河畔草原，纪念党的生日十五周年散会后，同战友采来充饥的。我将它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和我一起采野菜的战友中，有的为党为人民光荣地饿死、冻死、战死在草地、雪山，有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两株野菜伴随我行军作战革命40年，鼓励我艰苦奋斗、转战南北，在困难中不忘长征，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不忘毛主席在长征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艰苦的草地行军，磨炼了红军将士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培养了他们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增进了官兵之间兄弟般的情谊。这两株看似不起眼的野菜标本，见证了红军过草地时的那段艰苦岁月，每当参观者看到它们时，都会被红军指战员为了革命信念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动。

　　（杨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