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许多的农村妇女一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每年都喜欢弄一本挂历挂在墙上，那心情如同家里新添了一台电视机、洗衣机。其实，母亲根本叫不出挂历上明星的名字，不过，她对挂历上的电视主持人却很熟悉。早些年，央视每年都出印有主持人照片的挂历，一般是12张。母亲会一张张地指着那熟悉的人物对我说，这是倪萍、周涛，那是朱军、董卿，看着母亲一脸灿烂的样子，我恨不得把这些明星主持人都请到家里，让母亲挨个与他们聊天、合影。

　　前几年，倪萍出版了散文集《姥姥语录》，我看后给写了评论，后来这本书获得了第五届冰心散文奖。不久后，在我们共同出席的一个活动中，倪萍让助手小倩给我带来了十几斤山东老家的戗面大馒头。开会前，小倩拎着两袋大馒头到处找我，让我很是感动。有个媒体朋友见我拎着馒头，问是刚买的吗？我告诉她是倪萍给的。朋友又问，能否给我一个尝尝？我说当然可以。朋友接过馒头，当即掰开分给旁边几个人，嚼过几口，他们都惊呼这馒头有嚼头儿。

　　后来，我把馒头给自己家里留了几个，其余全部带回郊区老家——母亲家。每次回家，我都习惯给母亲买些包子、馅饼、馒头，自从父亲走后，母亲一直一个人过，我多次动员她到同在一个小区的我妹妹家住，可她就是不答应。她说一个人住习惯了，其实我知道，母亲是不想麻烦孩子。母亲见我带回十几个馒头，有点惊讶地说，你咋带这么多？我告诉她，这是您喜欢的倪萍送的。母亲听后，显得异常兴奋。母亲知道我在报社工作，但具体做什么，她却不清楚。母亲把我给她的馒头，又分别给了我妹妹和几个街坊，她极其高兴地对街坊说，这是倪萍给我儿子的，我儿子知道我喜欢她，舍不得吃，又给我送来了。

　　母亲在家里是女孩中的老大，只上过一两年学。她18岁嫁给我父亲，一直在村里干活，干了快二十年，后到国营农场当上了果园工人。在果园，不知是什么原因，从书记到职工，人们都管我母亲叫陈老师。我想，这倒不是由于我母亲有多少知识，很可能与她爱干净、懂礼节有关系。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先后建过三次房，后来当地进行新农村建设，将老屋全部拆迁，搬到了新区，住上了楼房。不管房子怎样变化，我们家永远是村里最干净的。农场、乡政府的干部到村里办事，几乎都愿意到我们家喝茶、吃饭。哪怕是吃碗炸酱面，也觉得舒坦。

　　母亲虽然是农村人，可观念并不落后。七十年代，村里的人家是很少睡床的，一般喜欢睡土炕。而我母亲却不同，她很早就提出睡床，说睡床干净。而且，每年还要把床头的位置在屋里调上一两次，为此，我父亲没少和她抬杠。母亲还喜欢穿不同款式的衣服。她虽然很少逛商场，但每次到商场，她都要在服装柜台转悠半天。九十年代，有一年流行穿蝙蝠衫。我给母亲买了一件红色的，松松垮垮，正好符合她肥胖的体型。本以为母亲穿上会很高兴，哪料她竟然发脾气，死活不穿，我还为此和她生气了。几天后，他们工会主席和我相遇，聊天时工会主席说，你最近是不是给你妈买了件蝙蝠衫？我说对呀，可是她拧得很，就是不肯穿。工会主席一听，笑了，说，你妈和我们可不这样说，她一直在夸你经常给她买衣服，前几天在家她穿着你买的红色蝙蝠衫照了半天镜子，可喜欢了。我说，那她为什么在我面前表现得很不情愿呢？工会主席说，那是你妈心疼你，说你每天写作到半夜，挣点钱也不容易！工会主席的话，让我听后感到喉咙有些发咸。这就是我那爱唠叨的脾气暴躁的母亲啊！

　　自改革开放后，三十年间，新年买挂历几乎成了一种民俗，跟家家贴春联很相似。近些年，挂历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精巧的各式台历。尽管如此，每年元旦前夕，我还要给母亲带去几本挂历。母亲挑好自己喜欢的，还要留出几本给她娘家的弟弟妹妹们每家一本。时间久了，这无形中成了我们家春节聚会一件必不可少的欢乐事。有一年，挂历不知怎么少了一本，母亲便把自己事先留好的一本给了她妹妹。母亲有些自豪地说，你们只管拿去好了，过几天让儿子再给我买。

　　挂历选纸非常讲究，大都是胶版的，厚重而清脆，不管是印明星还是印山水画，转过年来都舍不得撕掉。只可惜，我们家旧的挂历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要是一年保存一本，几十年下来，还真的有收藏价值，那可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真实写照哩！用过的挂历，一部分用来包书皮，一部分用来做门帘。我和母亲曾经用十几本挂历亲手制作了好几个漂亮的挂历门帘，夏天挂在门上，防晒阻蝇，真的是风景这边独好！

　　如今，很多家庭已经不再挂挂历了，甚至商场、书店也很少看到卖挂历的。可是，2018年，我还是精挑细选了一本可心的挂历。不是为了看时间，而是为了纪念，既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我们这几十年一路走来的改革开放的岁月。（红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