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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及制度构建研究
2021-04-06 15:22:00  来源:镇江开发区检察院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虽然是私权利,但其性质决定了与公共利益可能存在冲突,既包括滥用权利损害公益也包括权利被侵害造成公益损害。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公益诉讼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运用,与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代表的职能相吻合,具有目的公益性、主体多样性、判决效力扩张性、诉讼规则特殊性等特征。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在传统诉权方面有所突破,涉及诉权适格和判决既判力扩张等法理基础。构建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应遵循利益平衡、主动谦抑结合、有序协同、诉讼经济等原则,在机制上应考虑合理确定受案范围、延伸认罪认罚制度、完善调查核实权和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支持起诉制度等。

  关键词:知识产权 公益诉讼 民事检察

  前言

  公益诉讼源自罗马法,乌尔比安把罗马法划分为公法与私法,进而诉讼也分为了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古代社会物质商品关系较为简单,基本上通过私益诉讼权利人就可得到救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个侵权行为往往侵害不特定的社会大众利益。通过公益诉讼来维护不特定的社会大众群体利益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要求。

  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事诉讼法》等进行修改,明确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2018年3月,两高出台《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我国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具有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全国检察机关牢记党和人民嘱托,把公益诉讼检察作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方面,与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并列为“ 四大检察” 统筹推进, 依法履行“公共利益代表”的神圣职责。

  [①]

  民事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授权根据法律规定,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院的司法程序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并捍卫和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

  [②]

  检察机关因与争诉事由无利益牵涉,拥有检察职权和专业团队等优势,理应在民事公益诉讼,特别是涉及知识产权等专业性较强的民事公益诉讼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价值

  知识产权本质上属于一种私权,由于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又具有较强公共利益属性。权利人对其知识产权的滥用和他人对知识产权侵害都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体现在其价值、法理基础和法理依据。其价值在于通过法律手段在私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探寻合适的平衡点。

  (一)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征

  事物的内在价值往往会外化为该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知识产权系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私权在电影《我不是药神》里有着较为生动的展示。制药公司研发新型药品对于某重疾有良好疗效,一方面,制药公司享有该药品专利的专有权利,另一方面,该药品对于众多病患,则有公益属性。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就是指法律规定的机关、有关社会团体和组织依据法律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其权利的行为或侵权人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活动全过程。

  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如下一些体现其价值的特征:

  一是公益性特征

  一般而言,民事公益诉讼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包含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不特定人的利益等。公益性特征既包括典型的纯民事公益诉讼,也包括混合型利益的类型。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公益而非私益。

  二是诉讼主体多样性特征

  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可以是相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等。“被告”主体则可以是滥用知识产权损害公共利益的权利人(该情况目前我国尚未有明确细化的法律规定,但有观点认为该情形是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应有之意)和实施侵害知识产权不法行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人。

  三是判决效力扩张性特征

  在普通诉讼中生效的判决对诉讼当事人双方具有约束力,但是包括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涉及到的对象是众多的、不特定的,却未直接参与诉讼。如判决效力像普通诉讼一样只及于直接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则无从谈起。因此,判决的效力应当及于全社会,从而具有明显的扩张性。

  四是诉讼规则特殊性

  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不一定要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已经实际发生,而是在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即可提起诉讼。作为知识产权诉讼的一部分,还存在诸如知识产权法院集中管辖,检察机关提起第一审纯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相关的中级人员法院管辖等规则。

  (二)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事物的价值体现于其存在的必要性。

  一是规制侵犯知识产权损害公益的行为

  对私权利知识产权的侵犯往往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形在食品药品领域显得较为突出。如行为人为牟利,回收或购入擅自制造的名酒酒瓶、商标标识,再用低端甚至劣质酒品,在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环境中灌装后,大量销售。该行为直接侵犯的是被仿冒名酒的注册商标权利人所享有的商标权,但被害人除了注册商标权利人外,广大购买了仿冒名酒消费者的财产利益、健康利益,极端情况下乃至生命利益都受到了该仿冒行为的损害。

  此时消费者往往人数众多、分布地域广,甚至无法完全确定,如果以个人身份提起诉讼则在存在不少困难。由法律规定的机构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则更加专业,且更易取证。公益诉讼还可节约司法成本,在形式上也更具法治“宣教张力”。

  二是规制滥用知识产权损害公益的行为

  超出了法律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度”,则会退变为权利的滥用,进而对公共利益带来损害。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现代法治理念基本原则之一,“自由是有边界的”。虽然从某种角度看,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尚没有明确滥用知识产权的法定概念

  [③]

  ,但不代表现实中不存在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损害公益的情况发生。滥用知识产权较为集中的领域就是专利权的滥用。如美国的某些高科技公司公司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通过技术壁垒等手段对我国相关企业进行打压,降低其竞争力。又如上文所述的药品高定价的问题。

  三是建立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跨国公司不断向我国企业挥舞“知识产权大棒”,但我国企业却缺乏有效有力的应对措施。实际上,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8条第2款中对于防止知识产权权利持有人滥用知识产权等有明确的规定。此外,我国的《反垄断法》、《反不当竞争法》等法律存在一些涉及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定,但往往存在规定模糊、手段行政化等问题。我们应当研究好如何将上述国际协议条文国内法化,加强知识产权滥用规制的民事手段探索,让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和公益诉讼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二、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础和依据

  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对传统法理进行了一些突破,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也有着支持该制度的规定。

  (一)法理基础

  一是诉权适格理论的延展

  传统的诉权理论认为当事人提起诉讼必须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并且起诉主体只能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④]

  知识产权侵权或滥用行为的被害人往往系不特定的社会大众群体,即便提起分散的个人小额诉讼,也无法弥补公益的损害。而其他社会组织、机关则具有更强的专业敏感度,更容易发现侵害的事实。

  为了让社会公共利益能够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救济,就要突破传统诉权理论,让法律赋予和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以诉权。随着诉的利益学说的提出,即只要存在诉的利益,无论当事人是否对其请求法院确认和维护的权利享有管理权或处分权,均属于适格的当事人。

  二是既判力理论的拓张

  传统既判力理论认为,法院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发生之时所涉及的当事人受该判决的约束,该判决不能对案外人产生约束。公益诉讼对传统既判力理论进行了拓张,即既判力不再仅限于法院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状态发生的时刻、当事人和诉讼请求。既判力理论拓张使得判决效力及于没有参加诉讼的社会公众受害者,同时能够节约诉讼成本,能更好实现诉讼的社会价值。

  三是公益信托理论的引入

  美国密执安大学的约瑟夫·萨克斯教授可以称之为将公共信托理论引入环境保护领域的第一人,他在环境公共利益保护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构想和制度设计。[⑤]环境公共信托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公益信托理论。包括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在内的公益诉讼制度也引入了公益信托的理论。我国在公益诉讼中有权起诉的消费者协会、检察院就扮演着公益信托人的角色。如果公众共同体所享有的公共秩序、公共财产、公共安全等公益被破坏,则共同体中的个体可向公益信托人委托起诉。

  (二)法律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等都给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但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尚比较模糊。

  2001年,我国就出现了《乌苏里船歌》民事公益诉讼案。2018年以来,随着法律的完善,也出现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例。如安徽六安裕安区法院审理的蔡怀鑫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张高宝等人假冒注册商标案以及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法院审理的杨磊磊等人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假冒注册商标案。上述案件中,被告人系制售假冒注册商标的白酒或饮料,法院认定上述被告人“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白酒的行为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民事责任。”“不仅侵害了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裁判的法律依据方面,除《刑法》及相应司法解释外,还援引了《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等法律规定。

  三、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必须有相关的制度作为保障。

  (一)制度构建的原则

  一是利益平衡原则

  公共利益和知识产权私权的冲突集中表现在:公民健康权和专利权的冲突。如药品专利形成权利人垄断,高价药品降低了普通民众健康权的保障。自由竞争和专有权的冲突。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各要素自由流通,而知识产权具有独占性、排他性,有损资源优化配置。

  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通过均衡分配公共利益和知识产权人权利人的私益,找寻平衡点。并且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平衡点动态修正,使得私益和公益可以互相制约平衡发展,从而保障经济社会的正常秩序。

  二是主动性和谦抑性结合原则

  对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应当积极履行《民事诉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公益诉讼起诉权。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未规定个人公益诉讼诉权,实践中个人力量也不足以支撑起维护公益的责任。而机关和有关组织则有更强的物力人力等资源动,可更好的维护好公益。

  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院则要保持一定的谦抑性。检察机关需要在考虑三个效果相统一的前提下,探讨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适当界限,找准公益保护和行使检察权的平衡点。当然,检察官维护公共利益的主要方式是积极作为。检察权对国家干预原则的体现不仅表现为起诉权公有化,还体现为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权。

  [⑥]

  三是有序协同原则

  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的环节、主体较多,以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例,就需要注重加强调查和侦查的协同,共同构建证据体系。此外,还要加强调查和起诉的协同,确保诉判一致。如检察机关在支持知识产权公益诉讼起诉中要加强对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支持取证工作。

  四是诉讼经济原则

  诚如波斯纳所说:“任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都不能够无视其代价。”法的运作具有相对高昂的成本。以解决社会纠纷为例,法的介入会产生两种诉讼成本:一是公共成本,包括国家维持司法体系之运转的费用以及司法机关审理和执行案件的费用。二是私人成本,包括诉讼当事人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出庭应诉所耗的时间和费用,以及诉讼久拖不决所带来的消极损失。而诉讼成本是社会的非生产性成本,即不能增值的成本。

  [⑦]

  因此,要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制度构建的成本效益比。

  (二)如何完善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1.受案范围有待拓展

  我国法律对于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尚未明确纳入受案范围。其实权利人过度保护甚至滥用自己的知识产权权利也是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重要原因。除了上文提到的新药品的例子,我国出现过某教授及其团队成员向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某心血管药物专利申请无效的案例,最终获得支持。但从程序角度看,该案并非属于公益诉讼范畴。为了更好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建议在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对于知识产权滥用损害公益的行为可以民事公益诉讼予以规制。

  2.调查核实权有待保障

  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不仅涉及众多法律法规,还涉及专业性技术问题和鉴定等。知识产权滥用方或侵权方往往具备一定的财力物力甚至社会地位,因此,必须对该诉讼中的起诉方赋予一定的调查核实权,方能更好的搜集起诉证据。但是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均未明确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调查核实权。两高《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只简单规定检察机关可调查收集证据材料和采取证据保全,并未细化具体调查核实方式以及被调查核实方拒不配合的法律后果。

  建议采取如下举措:一是明确细化调查核实权,即对于诸如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调查核实权应予以明确细化,以便使其调查核实有法可依,更好的履行诉讼职能;二是赋予调查核实权刚性效力,即检察机关有权采取强制性手段和措施调查取证,若有妨碍者,检察机关可以采取诸如罚款、拘留等措施对妨碍取证者实施司法制裁;三是构筑多维度调查核实机制,即由适当的机关统筹建立专利、食药、商标等方面的专家库,以及涵盖案例数据、执法信息等资源的数据库,为诉讼提供智力支持。

  3.举证责任有待规范

  根据民事诉讼诉讼主体双方地位平等的性质,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在诉讼中过程中仍需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大部分的法律和事实问题由双方当事人就各自的主张提出证据证明。但是,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证据难以全部查实的情况,如新冠疫情期间利用网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的医用口罩的案件,货品来源不一,去向分散众多,上线未被查明,下线不可能一一核实。此外,在知识产权滥用的情况下,被告一方往往为拥有财力优势的大型企业,甚至具备行业垄断地位,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能力与被告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因此,建议就上述情形由法律作出特殊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告就原告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或者法院指定专家委员会调查取证的方式。

  4.支持起诉有待细化

  《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和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对于支持起诉仅有原则性规定。鉴于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存在专业性强、取证有难度、被告方存在优势地位等因素,支持起诉,特别是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是可以有一定作为的,毕竟检察机关具备法律专业优势、地位优势等。

  建议对支持起诉原则规定进行细化,要制定支持起诉的相关规则,对于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而言,需要根据诉讼特点细化“支持”的内容,应侧重从物质、资金、法律专业知识方面予以支持,而不能代替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从程序方面,支持起诉主要从调查取证、鉴定意见等方面开展,立足于证据支持,原告则应做好和支持起诉机关的分工合作,做好应诉、出庭等工作,体现诉讼主体地位。

  5.认罪认罚从宽有待延伸

  刑事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2016年试点以来,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达到了审前分流、简繁分流的目的,提升了办案效率,也让自愿认罪认罚的嫌疑人获得从宽处罚。在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有待进一步延伸为认罪认罚认赔从宽,从而更好的体现宽严相济和民事公益诉讼的特点。

  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延伸为认罪认罚认赔从宽制度就是对于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仅要求其对被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相应的刑事处罚,还要鉴于其侵害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根据自己的赔偿能力,依法自愿作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召回产品等“认赔”的行为,方才对其在实体和程序上从宽从简处理。该制度可以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果的全面落实,打通刑事民事诉讼的相应程序,让犯罪嫌疑人受到有效的经济制裁,修复好因知识产权刑事侵权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

  6.惩罚性赔偿有待明确

  知识产权滥用或被侵害造成公益受损的情况下,往往多数受害者难以知晓其受害,或即使知晓,但诉讼成本较高,往往只有少数受害者在此类案件中提起诉讼。即使违法经营者承担多倍赔偿“所谓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仍有利可图。故私人行惩罚赔偿难以威慑遏制上述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只有公益惩罚性赔偿,才具有真正的惩罚功能,可用于威慑遏制此类违法行为的发生,才能真正实现预防其发生之目的。[⑧]

  就我国司法实践看,对公益和私益惩罚性赔偿金按损害的相同倍数计算并无差异,皆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食品安全法》的3倍或10倍赔偿。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惩罚效果而言,当惩罚超过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能力较多时,惩罚金越多反而会失去其威慑作用。如违法者无能力承担,则诉讼请求即使被法院支持,也不具有实际意义,且有损法律尊严。民法的主要功能是补偿,刑法的功能在于惩罚。因此即使承认其惩罚性,也不可能认为其惩罚的强度超过刑事责任。综上,可以考虑在设置相应惩罚性赔偿系数的同时,设置相应的最低惩罚性赔偿的下限金额或计算方法,以便更好的实现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结语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致使知识产权人的私权利持续扩张,并且导致不法分子侵犯知识产权牟利,进而威胁侵害到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权益。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虽然有着正当性,但目前该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系统性的法律法规,甚至司法机关对于该制度也有不同的看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不断进步,法学专家和司法工作者的不断研究和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知识产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会在机制和实践上不断的发展成熟,为我国知识产权法治保护的完善提供制度性支持。

  镇江市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员额检察官、江苏省知识产权骨干人才、江苏省检察理论研究人才、镇江市“169学术技术带头人五期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暨镇江市科技骨干。本文系2020年度镇江市社科应用研究法学专项课题(批准号:2020FX30)阶段性成果。

  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2019 年10月2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潘玲:《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完善与路径设计》,载于《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10月第5期。转引自周枏. 罗马法原论(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888。

  虽然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了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权利。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了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中有防止滥用权利的规定,但从总体角度而言,我国的相关规定尚数量不足、不成体系。

  王青丽:《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从知识产权滥用角度分析》,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王雪:《我国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研究》,安徽财经大学2017届法律硕士(法学)学位论文。转引自张颖:《美国环境公共信托理论及环境公益保护机制对我国的启示》,载于《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6期:112。

  张建伟:《作为“公益代表人”的检察官》,载于《检察日报》2020年8月6日。

  郭道晖:《尊重公民的司法参与权》,载于《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刘水林:《消费者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问题》,载于《法学》2019年第8期。

  编辑:周洋